毛泽东专列访苏历险：敌特准备点燃炸药时被击毙
http://y3.ifengimg.com/79149b265eb1d598/2013/1028/rdn_526e30d036c9a.jpg官兵守护在铁路沿线确保运行安全。(图片来源：人民武警报)1949年12月9日，满洲里火车站。隆冬的大雪初停，大地银装素裹，一片雪白。旭日下，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疾驰。这是一趟专列，上面坐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这是一次深具历史意义的出访。新生的共和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应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亲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主政国领导人的会晤，对新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
神秘9002专列
1949年11月的一天，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技术人员马上对截获的电波进行紧急分析，破译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这是一份由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它不仅传递了关于毛泽东主席即将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实施暗杀活动。破译的情报很快递交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夜色渐浓，中南海西花厅内灯火通明。在得知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召来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共同商讨安保方案。“当前，帝国主义开始以暗杀共产党领袖的手段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都先后遇刺。此次主席出访关系重大，可谓国家安危系于一身啊！”谈及严峻形势，周恩来语重心长。他强调，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毛主席和代
表团绝对安全的重任。罗瑞卿当即起身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为了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党中央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公安中央纵队、北京市公安总队、北京市纠察总队和东北铁路公安总队以及沿线各公安总队，担负从北京至满洲里2000余公里的铁路沿线重点警卫任务。各级指挥员对警卫地段地形、敌社情细致查探，并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横贯道口、车站等进行明确分工，划分警卫地段，实行包干负责。在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道两侧制高点，构成严密的警戒长廊。全副武装的战士手握钢枪伫立在风雪中，百倍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
公安部队与公安民警、铁路职工密切配合，对铁路桥梁、隧道、道岔、道钉、枕木、扬旗等进行逐一检查，排除一切可疑物品。有些战士在检查桥梁时，担心桥下埋藏炸弹，便不畏严寒，一次一次潜到水里，反复排查。负责车站执勤的战士，每通过一列火车，就要对铁道路基进行一次检查。
http://y3.ifengimg.com/79149b265eb1d598/2013/1028/rdn_526e30d07e12e.jpg毛泽东主席（右二）检阅担负警卫任务的公安部队官兵。(图片来源：人民武警报)
为确保高度保密，有关部门给专列特设了代号，公安部规定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规定代号为“9002”。据滕代远的儿子滕久昕回忆，9002号列车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先进，蒋介石一次都没来得及坐，便被人民解放军缴获。
12月6日，连续几天的大雪将京城装扮得银雕玉砌。下午，周恩来向罗瑞卿等人发出命令：9002号专列定于当天21时从北京出发。工作人员立即进入最后的紧张准备，警卫人员全部布控到位，并对路况进行了最后一遍彻底清查。
20时30分，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西直门火车站。他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列，微笑着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挥手致意，而后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
21时整，专列徐徐启动准时发出。
途中有惊无险
这次漫长的行程，要经过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十几个路段，然后横穿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为了迷惑敌人，铁道部采取多组列车同时编队始发的方式开进。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老领导刘居英回忆：“连同毛主席的专列共发出5趟列车，我们路上有好多花样，列车随时调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掌握专列的行踪。”
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后，每停靠一站，安全护送人员都要下车检查。列车抵达天津车站后，警卫人员突然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刚刚出北京，就遭遇险情，这着实让所有公安警卫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
所幸虚惊一场。经调查得知，这枚锈迹斑斑的旧弹已不可能再爆炸。为以防万一，公安部队又对铁路沿线进行一番紧急排查。果然，在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一个炸药包，有关人员将其及时排除。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山海关车站，并在这里加煤、加水、更换机车。
此时，毛泽东主席早已起床。打开窗帘，看着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他突然兴致大起，披起大衣便往外走。“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疾步向前，身边的警卫人员立即跟了上去。
“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正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看着雄关奇景，毛泽东提出去城楼上看看。最终，出于安全考虑，在随行警卫人员的劝阻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回到列车，专列重新启动。
列车疾行，一路风光秀丽，而在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下，却暗藏着巨大的危险。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订了周密的暗杀计划，目光锁定在距哈尔滨市10多个小时车程的大兴安岭隧道。据公安部门可靠情报，敌特将在这座被称为“欧亚国际铁路咽喉”、全长3070米的隧道里安置炸弹，企图炸毁列车。
时间紧急，毛主席的专列马上就要抵达。公安部队立即派出重兵布防于隧道两侧，对各处险要地段进行重点检查，并展开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力求将一切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12月8日，战士李明在沿铁路线巡逻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人员，他立即鸣枪报警。就在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执勤部队迅速赶到，将他们当场击毙。几个小时后，专列安全驶过隧道。
列车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大地上飞奔。毛泽东站在车窗前看着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执勤战士，关切地对随行人员说：“战士们穿得暖不暖？莫冻坏了。”
经过3天3夜的疾驰，9002号专列于12月9日平安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的陪同下，登上了前来迎接的苏联专列。在长鸣的汽笛声中，列车驶出国门，驶向茫茫的西伯利亚平原……
严密护卫返京
经过10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日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北部的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官方特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18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字排开，在会见厅门口恭候毛泽东。这种高规格的礼仪是一次破例，因为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客人的，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他才作了这样的安排。
经过3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的这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特别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1950年2月17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天，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
跨过国境线回到中国这一端，已完成出访要务、赴苏目的基本实现的毛泽东显得十分轻松。然而，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警卫人员却丝毫没有放松，反而更紧张起来。由于毛泽东归国的消息已在国内公开，这无形中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难度。
孔祥惠等4名便衣保卫队队员奉命提前从北京赶到满洲里，等候专列随行护卫毛主席回京。便衣队员的警惕性都非常高，连火车司机给车加水时，他们也要紧跟在一边查看全过程。孔祥惠说：“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领导跟我们就是那样交代的，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
2月26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满洲里车站。在与苏方做完交接后，毛泽东登上早已整装待发的中国专列。他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分别稍事休息，并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专列继续向北京行驶。孔祥惠等便衣队员护卫在毛泽东所在车厢前后两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为确保毛泽东返京途中安全，和出国时一样，公安部队按照地段任务划分，组织兵力严密布控，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部布置了警戒。在沿线的路段、桥梁、路口、车站等处，处处可以看到公安部队官兵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是几步一岗，步步为营。在京津路段沿线，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的2000多名官兵，在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的带领下，迅速到位，展开部署。正由于警卫部队的严密警卫和排查，这期间发生的个别敌特分子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被警卫官兵及时发现、迅速处理。
在首都北京，春天的气息已在街头的柳树上摇曳。3月4日22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安全返京。出访苏联的可喜成果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笑容，公安部队的官兵们则更多了一份难言的喜悦。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用出色的表现圆满完成了千里护卫毛主席访苏这一重大任务。
街上，迎接代表团胜利返京的人群欢呼雀跃，共同庆祝毛泽东外交之旅的成功，庆贺一个春天的到来。
来源：人民武警报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为毛泽东首次访苏专列添乘
http://i7.hexunimg.cn/2012-03-28/139812969.jpg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
一次乘火车，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另一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乘飞机去苏联。1949年，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后，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交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添乘，指铁路列车运行中，规定值勤人员之外的职工随车参加乘务组工作，其目的是学习、协助、研究或指导乘务工作。）
周恩来：“国家安危系于一身啊！一定要做好主席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
1949年初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内灯光明亮。周恩来这些日子除了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外，还在策划着一个重大行动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
1949年11月1日，北京至满洲里开行了直达列车，这为毛泽东的出访奠定了基础。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也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出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将把目光聚焦在这两位巨人身上，因此，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推门进入周恩来办公室。
罗瑞卿随手取出一张地图铺在茶几上，向周恩来汇报道：“日本人在东北统治时间长，有不少土匪在铁路沿线出没。河北省相对安全一些，毕竟是老根据地嘛。”
周恩来问：“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
“根据总理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落实。先组织部队对东北各省沿途匪徒进行了清剿，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从总参调动了三个军的部队保护铁路，专列经过的铁路沿线每隔几米就有一个部队哨兵。还加派了巡逻部队沿线巡视，不许外人接近铁路。可疑人员，哨兵要进行盘问，必要时予以扣留。”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要一丝不苟，千万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同时也要相信、依靠、发动人民群众。”
周恩来最后说：“国家安危系于一身啊！一定要做好主席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
就在公安部部长的轿车驶出中南海的第二天，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应召而至。
周恩来对滕代远说：“罗瑞卿和杨奇清昨天来和我商量了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会同总参作了妥善的安排。铁路方面的安全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滕代远开始汇报：“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大审查、大调整、大清理。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有一个可疑分子。这次行动，由铁道部直接向天津铁路管理局和东北铁路总局具体部署，各地党委、省市委一把手统一执行，统一行动，向部里直接报告。”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
滕代远记录下周恩来的指示后，继续汇报：“其次是整顿设备，对全路一切设备包括车、机、工、电、辆，动员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列车随时处于完好状态。第三，专列由我们负责检修，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探测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式警卫，印制特许通行证，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插话：“代远同志，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车库看看车。主席在车上要待几天几夜，一定要搞得舒适一些。”
滕代远继续汇报：“第四，铁路沿线及桥梁、隧道内外由总参派部队负责警卫。地方驻军派出警卫部队，每一根电线杆设武装岗哨一名，实行岗、哨联防，并派出机动巡逻队加强沿线的巡逻，不准任何人接近铁路。第五，专列由三列火车组成，可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发车秩序和时间，各列车之间装有军用无线电台，与专列指挥台保持联络。”
“这些措施很必要，兵不厌诈嘛！”周恩来赞许道。
“第六，为预防事故发生，在运输调度上做到专列未通过之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必要时就近入站待避，专列过后，重新编组开行。”
听到这里，周恩来又叮嘱道：“还是要相信、依靠群众。不能一说提高警惕，眼里处处都是敌人。不然的话，我们的车刚开过去，老百姓就在后面骂娘。这是个政策很强的问题，一定要掌握好。”
滕代远点点头说：“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办。”接着继续汇报：“第七，要严格保守秘密。铁道部规定专列代号为9002，公安部罗部长他们规定专列为李得胜专用列车，在电报电话上使用，便于上下联络。沿途各站规定旅客不准进入站台。”
周恩来补充道：“为了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一律不许进站迎送。从北京出发时，中央领导也要减少送行人员。”
滕代远最后汇报说：“第八，在保卫工作上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公安部门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出发后听从杨奇清副部长的指挥。”
周恩来对滕代远的汇报感到满意，强调说：“代远同志，铁道部由你亲自挂帅，直接向天津铁路管理局和东北铁路总局具体部署任务。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向各中央局、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报告，你是中央委员，各地要将执行落实情况统一向你报告，由你向我汇报。”
毛泽东所乘专列原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但蒋介石还未坐过，就被解放军缴获
1949年11月下旬，滕代远召集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处长任远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访苏专列安全保卫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在一周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为了保密，不再召开专门会议，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统一的通信设备，开始各项准备工作的贯彻落实。
一天，北京列车段的张志英突然接到一个通知，立即到西城区六部口一个大院开会，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张志英和列车段的有关人员按时赴会。会议在大院内的一间平房里召开，到会的有天津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刘英才、北京铁路分局和列车段的几位领导。分局党委组织科科长言兆主持会议，他说：“有个专列任务由在座的各位担当。这不是一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好。”
言兆开始布置任务：“这次专列任务的运转车长和客运车长由张志英一人担任，餐车主任由北京站人事主任孔福增担任，厨师由旅行服务所王玉林担任，行李员由北京站客运主任王英贤担任……”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布置任务的声音。任务宣布完毕，人们轻声议论起来，平常专列任务由列车段领导布置，由列车员和列车长担当，这次却是管理局、分局领导直接布置，工作人员都是各单位的中层干部，实属罕见！
言兆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外出一律请假；在备勤的时间里不能回家，统一住在珠市口行车公寓待命；吃饭、睡觉和洗澡都要统一行动。”
散会后，言兆找到张志英关切地问道：“东北方向最远的去过哪儿？”“山海关。”听了张志英的回答，言兆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次道儿远，多穿点衣服。”
这趟编号为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蒋介石还没有坐过，就被解放军缴获。专列备有一节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镶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挂有墨绿色的窗帘，拉开窗帘，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在毛泽东乘坐的车厢里，会客室、卧室、浴室一应俱全，可以在行车中随时洗浴。
为了防寒保暖，铁路技术人员加强和改造了专列的保温设备，配备了专用取暖锅炉，检修了暖气管道，车厢内温度可以自由调控。另外，地上还铺了加厚的纯毛地毯。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取消了原来的软床，换上了一张既有弹性又平直的单人藤床。会客室放有一套沙发和一张既可以办公又可以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
11月26日，任远带人到北京铁路分局东郊车库，同部队派来的工兵一起用雷达探测器对车厢逐个进行了检查，然后贴上封条，派警卫部队武装看守。
车辆检查完后，又对选好的乘务人员逐个审查。审查结束后，由北京铁路分局公安处和北京铁路分局党委负责人签字，报铁道部备案等待最后批准。任远与主要工作人员进行个别谈话，告知注意事项和行车纪律，强调了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和高度保密的必要性。在出发前两天，还进行了任务预演，铁道部、天津铁路管理局来人检查后，都感到比较满意，整个专列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了一级待命状态。
11月底，滕代远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一天傍晚，滕代远陪同周恩来一起到车库进行视察。周恩来检查了车上的各项设施，甚至站到为毛泽东登车时准备的一块木板上试了试。他对铁路方面的准备工作感到很满意。
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岁寿辰。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斯大林祝寿。有关部门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包括湘绣斯大林全身像、杭州丝织斯大林像、江西瓷烧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二十四头西餐具、福建的漆器、北京铜底烤瓷寿盘、康熙青花大瓷花瓶、景泰蓝五件套茶具、紫铜火锅、杭州刺绣、湘绣被面及各种纺织品、布料等，象牙制品有宝塔、女英雄像、龙船、象牙球、八仙造型像、筷子等，还带了一些当时苏联紧缺的蔬菜和水果。
在北京铁路分局和列车段领导向工作人员布置任务的同一天，前门火车站运转室接到“代号某某号和某某号行李车在你站停留待命，由你站负责车内保温”的命令。
新中国成立前后，前门火车站多次担当重要列车的接送任务。车站员工对此习以为常，但这次却有所不同。车站各股车道中只有第二道有保温设备，调车人员每天凌晨5点将装有白菜、大葱的行李车从第二道拉出去，为当日运营腾出车道。晚上，一天的运营结束后，再将两车调回第二道。一天最少一出一进，遇到运输紧张时，调车机要往返数次作业。调车员平时调运的车辆，一般几个小时后就由机车牵引走了，而这两节行李车却整整放了一个星期，调出又调进。对此，一些职工难免有些不理解。
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
1949年12月6日，北京一连几天下起鹅毛大雪，天气很冷。下午，周恩来向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发出命令：专列于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
下午4时许，冯纪和任远首先进入停放在车库内的专列，向工作人员传达了出发命令。
晚6时，在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静静地停放着三列火车。
第一列是前驱列车，由五节车厢组成，车上有50名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和一部分铁路工作人员。
第二列是本务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上面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随卫。
第三列是后卫列车，由五节车厢组成，除有50名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外，在两节行李车上还装有各种礼品及蔬菜、水果。
各列车均装有大功率军用无线电台，随时保持联络。
晚7时，滕代远来到车站，随即上车进行检查，认为很好。
晚8时，周恩来在罗瑞卿陪同下，上车检查，感到满意。
晚饭后，毛泽东带上随行人员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以及医生、厨师、警卫人员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由中南海丰泽园分乘三辆汽车出发。晚8时30分到达前门火车站，随即登上列车。陪同毛泽东访苏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交通部部长、苏方总顾问、铁路专家柯瓦廖夫。护送毛泽东到边境线的中方同志还有李富春、李克农等。
毛泽东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车门两侧分别由罗瑞卿、杨奇清、冯纪和任远守卫。整个站台上异常肃静，没有一个闲杂人员。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的任远，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要不要认识一下？”毛泽东笑着说：“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我们已经认识了嘛！”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
晚9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就在半个小时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专列任务。毛泽东乘坐火车出国访问，铁路沿线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密。沿途铁道两侧，每一根电线杆旁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背向铁道站岗。因为北京解放还不到一年，保卫部门心里没底，安全保卫工作实行的还是人海战术。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
毛泽东乘坐的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三人同毛泽东乘坐一节公务车，其实这节车厢也是一节瞭望车，一般都挂在列车的尾部，这次为了安全起见，加挂在倒数第三节。这节车厢共有四个房间，毛泽东用中间的一间，前面一间稍微宽敞的是会客室，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三人用后面的两间。陈伯达和师哲共用一节公务车，滕代远和罗瑞卿共用一节公务车，其他人员分别乘坐头等卧铺车。主列还包括餐车和行李车等。
按规定，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安放妥当，没有按铃叫人不许进去。
这时，冯纪、任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休息。他们举手敬礼说：“报告主席，我是……”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你是冯纪，你是任远，我们已经认识了么。”稍顿，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任远，任重道远。好啊！”任远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让冯纪、任远把东西收起来。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说：“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列车到达天津车站后，负责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
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这时，站在一边的李克农叫人把那颗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已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后来查明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管内的杨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被及时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决定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罗瑞卿带人在天津下车后作了追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认定是无意丢弃的。
列车在唐山站停车，进行了加煤上水作业。铁路工作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旅客和当地老百姓头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车厢，许多人在候车室透过玻璃窗向站台观望着。
张志英像往日一样走下车，从列车尾部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无意中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他定睛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
此时，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由于车上设置了专用煤炉供暖，车厢内仍然温暖如春。为了检查车厢内的温度，张志英轻轻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进来了。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望着张志英点头示意。
发现毛岸英随车，毛泽东说：“不管是谁带来的，总之，不许让他过界。”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山海关车站停车，加煤上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在此换乘，从北京到山海关这段的专列任务圆满完成。
毛泽东早已起床。他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心情好极了。听说专列要停半个小时，毛泽东就要下车看看“天下第一关”是个什么样儿。警卫人员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作任何警卫部署。
一转眼的工夫，毛泽东已经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等人赶忙走上前去。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此时，专列上的人员才知道是毛泽东乘坐火车出国访问。
毛泽东站在天桥上说：“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说罢，他看见不远处的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的大字时，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滕代远问任远：“有没有小汽车？”任远回答：“没有准备汽车。”毛泽东说：“那就算了。”毛泽东又问：“听说孟姜女坟也在此地？”任远说：“没有坟。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原来如此！”毛泽东笑了笑说。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专列重新启动。
笔者在采访中，从当时在铁道部工作、后来曾任北京铁路局党委第二书记的林一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专列从前门车站发车前半天，她和同志们都从办公室到车站看守道岔，每一组道岔都上了锁，并派专人看护。把各种有问题的旧铁路留用人员集中在一间屋里进行学习。她还回忆道：当大家听到毛主席的专列平安驶出山海关分界线后，在站长室里值班的各级领导都十分高兴和激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有一个副站长甚至还在地毯上翻了一个跟头。
毛泽东回到车厢坐定后，问翻译师哲：“罗长子怎么不见了？”师哲把杨奇清通报的情况向他报告，毛泽东听后说：“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有些神秘地看着师哲：“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师哲听后一愣。
见师哲一脸疑惑，毛泽东慢慢道来：“怎么岸英也在车上呢？谁带来的？”
师哲知道毛岸英是李克农带来的。因为毛岸英小时在苏联待过，俄语讲得很好。有他在身边，工作起来会方便些。师哲把毛泽东的问询告诉了李克农，李克农用手一指说：“你没看见苏联的大使和顾问跟车来了，有岸英在，工作起来方便。”但是，李克农心里也打鼓：毛泽东率中共高级代表团访苏，带上自己的儿子算怎么回事儿？
师哲、滕代远一同走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语气严厉地说：“不管是谁带来的，总之，不许让他过界。”
从山海关开车后不久，滕代远对刚上车添乘的锦州铁路管理局局长廖诗权说：“这一段车开得最平稳。”廖诗权说：“别的局都不让老司机来，而让干部来开主席的专列。”滕问：“为什么？”廖说：“干部心情紧张，技术也不行。”“何以见得？”滕代远疑惑地问。“我让技术好的老司机开车，由我亲自作动员，老司机认为这是政治上信任他们，所以车开得很稳。如果由公安部门动员他们，他们肯定心情紧张，当然开不好车啦。”滕代远听完哈哈大笑，说：“你胆子真大！”
车过山海关不久，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因为天气寒冷，冻裂了暖气管道，把几组暖气片都冻坏了。这可急坏了滕代远。他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但费了半天劲儿也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由于在行驶中不具备抢修条件，只好等到沈阳再修。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继续工作。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还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
滕代远见毛泽东找沿线党政负责人了解情况，就提前电令沈阳、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局长做好准备，并转告了东北铁路总局第二总局长余光生等人。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只好下车了。
到沈阳后，立即组织人员对冻坏暖气管道的车厢进行抢修。因为没有配件，无法修复，只好挂车继续前行。专列在沈阳站停留并更换机车。
列车经过三天三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专列所经沿线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专列出国和返回两次经过时，警卫部队都是提前六小时到现场布控，车过去一小时后没有情况才撤岗。
满洲里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管辖，是中国最大的沿边陆路口岸。车站南面是中国的长春铁路，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两国铁轨轨距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转乘苏方派来的专列。
此时，一列墨绿色的苏联高级专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滕代远进入车厢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满洲里到了。外面太冷，请你在车上休息。我先与苏联同志见面办理交接。”
滕代远、杨奇清分别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和苏方保卫部门负责人通过翻译进行交接，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进行查看。两人看完后，走下列车，命令中方人员马上搬运行李等物品。
滕代远、杨奇清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车厢，请毛泽东换车。滕代远报告说：“准备工作完毕，请主席换乘苏联列车。”“啊！终于到了。”毛泽东站起身来说。随后，与秘书、翻译等人一同走下车来。
此时，苏方专列的车门正好对准中方专列的车门，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人员亲切握手，说道：“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下50℃，但大家和毛泽东握手时，还是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有人提议：“我们和主席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在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前站成一排，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毛泽东在罗申大使的陪同下，登上苏方列车，但并不急于走进车厢，一直站在车厢门口向中方送行人员挥手示意。李富春、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余光生、毛岸英、冯纪、任远等人一字排开，向毛泽东举手敬礼。毛泽东望着大家，依然没有动。这时，苏方列车长鸣一声，缓缓启动向北开出。毛泽东透过玻璃窗不断向大家挥手告别。同志们站在原地未动，目送列车远去。
专列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后，滕代远随即开始布置任务，要求有关铁路局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任务，确保回国时的行车安全。
毛泽东即将动身回国，滕代远指示：争取主动，不必等候命令，立刻做好全盘准备工作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从北京起程，到莫斯科参加与斯大林的谈判，20日抵达。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两国签订友好条约的消息，随着电波传向全世界。当大家得知此事后，除了激动和高兴外，同时也意识到毛泽东、周恩来即将动身回国。滕代远指示：争取主动，不必等候命令，立刻做好全盘准备工作。
2月17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登上苏联列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列车于26日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奥特堡尔。苏方警卫人员一直护送专列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帮助中国同志进行换车、装车等工作后才离开。临别时，毛泽东吩咐叶子龙、汪东兴代表他本人及周恩来，向苏方人员表示谢意，并赠送水果。
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两辆吉斯牌高级轿车也随专列抵达满洲里。因为天气寒冷，其中一辆车由于没有放水，把水箱冻裂了。
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中央决定加派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央随车前往满洲里迎接，并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
滕代远在回忆材料中写道：“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又坐苏联火车返回，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车站发表了讲话，公布了新闻消息，比出发时更为公开了，更增加了我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返国的责任。我亲自布置有关工作外，还组织专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
2月26日下午，专列抵达满洲里车站后，“毛泽东与专门前来迎接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张策、杨奇清、汪金祥等见面时非常高兴，和他们谈笑风生，从精神上看轻松不少”。汪东兴在日记中如是说。
就在2月下旬，敌特在一个深夜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一段铁路，妄图颠覆列车，被公安部门及时发现，并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
2月2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由满洲里车站出发，为了迷惑敌人，确保行车安全，第一列车内全部是空的，任务是开路；第二列是担当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和所有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车上，毛泽东的车厢挂在最后一节。
2月27日10时，专列到达海拉尔车站，由于是在山岭上面，气温比平地更为寒冷。当时，阳光明媚，周围都是皑皑白雪。由于列车要在此更换机车，毛泽东、周恩来便走下列车。大家聚在毛泽东周围边走边谈。
滕代远紧跟在毛泽东身旁，边走边介绍车站的情况。当他们走到一组道岔前面时，毛泽东从皮大衣内伸出右手，用食指指着道岔问滕代远：“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滕代远说：“这是道岔。专门用它来拨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
“是吗？”毛泽东仔细看了一眼。
滕代远说：“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工作时很吃力，劲小的还扳不动。”
“啊，这个玩意还不简单呢！”毛泽东微笑着说。
滕代远笑了笑，说：“铁路上这一套东西名堂不少呢！”
“是啊！”毛泽东点点头。
两人的谈话被跟在后边的冯纪、任远听得十分清楚。当时，东北铁路总局公安局局长严佑民手拿照相机，把毛泽东问滕代远的情形抓拍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十分宝贵的照片。
笔者在搜集素材过程中，还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滕代远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在返回途中，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没有和我商谈，擅自决定要专列开往齐齐哈尔去，被我发觉后加以制止了。当着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汪金祥等人的面，我严肃批评了他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致使专列在昂昂溪车站稍有延误。”随后，滕代远向车上的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对此事的处理表示同意。
2月27日晚，专列抵达哈尔滨。28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主要领导，并为黑龙江省干部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下午，由滕代远陪同，毛泽东参观了铁路工厂。
3月1日一大早，毛泽东起床后，叫来汪东兴说：“你去通知滕代远、罗瑞卿两位部长准备专列，一小时以后上车出发。”
列车于当日到达长春站，吉林省和长春市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下车后直接去省委办公楼。吃过午饭，就乘汽车参观市容。大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伪满皇宫及日本人盖的银行。为了安全起见，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汽车经过市区时，大街上显得非常安静。
毛泽东问长春市市长：“长春市老百姓很少，人都哪去了？”
长春市市长一时语塞，应付地回答：“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都在家里。”
毛泽东幽默地说：“老百姓吃饭比军队纪律还严？吃饭时一个人也不出门？”
市长无言以答，满脸羞愧。
毛泽东说：“不要怕老百姓嘛。”
3月2日，专列到达沈阳，由北京专门来迎接的朱德到车站迎接。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均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一行人住在沈阳铁道宾馆（大和旅社）。晚上，高岗等人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毛泽东还抽出时间专程看望了在沈阳工作的苏联专家，并在当地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讲了话。一行人在沈阳逗留了两天。
3月4日晚10时，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安全抵达北京。
从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日，历时89天，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
回顾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全过程，可以用“一路平安”来形容。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挂帅，中央社会部、公安部、铁道部首长直接参与领导，各地党政军民上下一致，团结合作。采取群众路线与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军民结合，动员了千军万马。全体参与人员同心同德，夜以继日地操劳，保证了毛泽东访苏的顺利圆满！
来源：新华网
毛泽东首次访苏为何感到委屈？
核心提示：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http://www.sznews.com/culture/images/attachement/jpg/site3/20110321/00142246e9800ef0e4921d.jpg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4年第3期，作者：邢和明，原题：《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台前幕后》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访问苏联。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出访的回忆录、著作已不在少数，但对访问经过，甚至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还存在着许多出入，而且一些细节问题至今仍鲜为人知。本文择其二三，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的出访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1949年12月6日，正值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车站。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拒绝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柯瓦廖夫负责陪同毛泽东访苏，根据柯氏的建议，毛泽东的访问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一些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或众说纷纭。
为确保安全起见，到达莫斯科之前，毛泽东的整个行程都十分秘密。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经过3天的日夜兼程，12月9日，专列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对毛泽东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派来的宽轨道火车，这是苏联领导人的专列。车内设有浴室、餐车等，相当豪华。此外，苏方还特地为毛泽东选配了餐饮大夫。火车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是奥特堡尔，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一行。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此后，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受到苏方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当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漫天雪地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致以良好祝愿，
专列驰进斯维尔德洛夫车站，毛泽东走下火车到站台散步。因天气太冷，仅几分钟工夫，毛泽东就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额头上大汗淋漓。师哲连忙将毛泽东扶上列车，用冷毛巾敷头。数小时后，毛泽东逐渐恢复了正常。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下过火车，直到莫斯科。
当毛泽东抵达雅罗斯拉夫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已在那里等候，并一路陪同毛泽东。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打了12下。师哲说，这是苏方有意安排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有的译为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斯大林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尽管这符合苏联方面的惯例，但还是引起了中国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界。据中共中央新闻局通报，有人说，斯大林在二战初期亲自迎接过日本外交部长，却没有迎接毛泽东；有人抱怨，斯大林是导师，不会亲自迎接毛泽东；有人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不去车站迎接，毛泽东就好像是被召到莫斯科。
对于这样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本人显然也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人们从苏联《真理报》刊登的照片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漠。
毛泽东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最后高呼：“中苏友谊与合作万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在站台上，有人说不是，只刊登在《真理报》上，没有当场发表讲话。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苏方向毛泽东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师哲在《自述》中说：毛泽东在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把书面讲话交给他们，就上车去住处。看来，作为当事人的师哲所言，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没有在站台上发表讲话。而12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抑或是为了保全面子。目前出版的一些书，还认为毛泽东在站台上发表了演讲。但不管怎么说，苏联报纸在次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把毛泽东的到来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尽管毛泽东对欢迎场面有所不悦，但对苏联媒体的所作所为则表示满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究竟去了何处，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莫洛托夫说，毛泽东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这是斯大林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经常居住的——栋别墅。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不在莫斯科城区内，距克里姆林宫约15至20分钟的车程。但是，汪东兴和师哲说，是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而科瓦廖夫却说这个别墅在乌索沃，它也在莫斯科西南部，与姐妹河别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公里。毛泽东当时还邀请科瓦廖夫也住在这里，但柯氏没有接受。
人们到现在可能还弄不明白，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毕竟是要解决有关新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他为什么没有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陪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工作的汪东兴，还有师哲（俄文名叫卡尔斯基），其名义是顾问。此外，与毛泽东同行的苏方人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文翻译费德林，以及负责中长铁路修复工作的柯瓦廖夫，此人又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中方的随行人员，只有陈伯达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陈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其头衔是教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报刊上所提到的毛泽东随从人员也只有陈伯达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有12位政治局委员，却没有一个跟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相反，苏共中央有3名政治局委员参与了同毛泽东的会谈。
柯瓦廖夫猜测，毛泽东之所以带少数几个人来莫斯科，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时，不希望有其他中国人在场。两年来，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种种托词拒绝了。因此，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柯瓦廖夫由此认为，毛泽东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
毛泽东在委托周恩来同罗申谈话时则说，由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繁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去莫斯科有些困难，请苏方考虑，周恩来能否不与毛泽东同行，晚些时候再去。
正因为毛泽东带的人少，因此毛泽东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就鲜为人知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根据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毛泽东的访问情况，而这往往又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一些回忆甚至不准确。
二、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谈真相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书籍对此已作了不少描述，但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只是对会谈气氛作了过多的描绘，有的则注重领导人的轶事。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其中一些问题就变得明朗了。
12月16日，即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整（莫斯科时间），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
关于参加这次会谈的苏共领导人有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有3种说法：一是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二是除了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贝利亚和卡岗诺维奇；三是只有斯大林一人，没有其他苏共领导人参加。但是，有人在查阅俄罗斯档案后认为这3种说法都有误。实际上，出席这次会谈的苏方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就是上述提到的3位政治局委员。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究竟是费德林慑于斯大林的威严而不敢记录，还是斯大林真的没有说这句话，不得而知。不过，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事实上，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俄罗斯档案作了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汁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经师哲翻译并解释后，苏联人仍然不知道那是何物，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又不旨明说。这样一来，条约问题似乎与会谈擦肩而过。可是，师哲在他的《自述》里除保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上述对话外，又明确地肯定双方谈到了条约问题，这就自相矛盾了。有些书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谜”，此后，斯大林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底”。总之，把会谈渲染得扑朔迷离，仿佛神秘面纱覆盖其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说这是他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还提到此事。
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自然是想签订新条约。访苏前夕，毛泽东又多次向苏联方面提起条约问题。直到12月16日前，毛泽东可能还不知道斯大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修改条约产生了顾虑。
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了斯大林的回答：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些地方当赌注。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路问题，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哪怕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也行。中国方面在讨论条约时，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刘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关于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满目疮痍，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柯瓦廖夫说，毛泽东最害怕斯大林拒绝贷款。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柯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贫困。有人说，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提及苏联在二战中所蒙受的损失，是想回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向苏联提出经济援助时，苏联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这种推测毫无根据。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档案记载：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说：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接着，毛泽东又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们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没有什么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中苏两党签订贷款协定，无论是在联共（布）党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属首次，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良好反映。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式非常严峻。经过商定，斯大林同意开辟一条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中航线。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考虑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提供援助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实际上，斯大林婉言谢绝了。会谈快结束时，斯大林表示想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金·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发泄了其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些话？因为当时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怀疑毛是“半个铁托”。尤金在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苏联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斯大林派尤氏来中国，显然是对毛泽东不信任的一种表示。
三、毛泽东此次出访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目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柯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即黑海疗养地休养。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说，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看来，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祝寿、签订条约、访问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疗养。这些目的，哪些达到了，哪些没有达到？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把访问时间从3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以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访问苏联，但都被斯大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这一次，毛泽东提出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总不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去。这是毛泽东去莫斯科最好的理由，而且斯大林也无法拒绝。
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品。在生日礼品的挑选上，江青成了“内当家”。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江青正好在苏联疗养。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也邀请了江青。在宴会上，江青还致了祝酒词，颂扬斯大林，这使得斯大林非常高兴。于是江青很得意，在挑选祝寿礼品时，她每每插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毛泽东带些能够代表中国国情的礼品，最好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在“第一夫人”的安排下，生日礼品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著名特产。山东的大白菜、大葱、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全都成了运往莫斯科的礼品。
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贺词，则是一片颂扬，如称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高挂在世界之上的太阳”、“天才的舵手”等。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贺电却是寥寥一句话，毫无阿谀奉承之意，苏联人称之为“官气十足”。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其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张照片刊登在22日的《真理报》头版上，后来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来莫斯科祝寿，但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避而不提此事。12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只提到了和平、条约、贷款、军事援助及毛选问题，没有涉及祝寿问题。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师哲在其《回忆录》和《自述》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说他来莫斯科是为了祝寿，这就令人费解了。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压根就不提条约问题。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闭门不出，索性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并冲着柯瓦廖夫发火，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斯大林不同意签约，毛泽东就拒绝参观。可见，签订新条约在毛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两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外国人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传说毛泽东被软禁了。这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击破谣传。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逗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对有关中国利益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就告诉外界，毛泽东把处理中苏条约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对斯大林来说，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这就表明将讨论条约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11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由阴转晴。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看一看苏联”。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5日，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到达列宁格勒，并乘车来到芬兰湾。毛泽东信步走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此时，冰的厚度已达1米至1．5米。毛泽东极目远眺，颇有“千里冰封”之感。当毛泽东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耳边仿佛回荡着十月革命的炮声，正是这一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随后，毛泽东来到艺术馆参观，那里的人告诉他，本来有个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装修。毛泽东转过脸来藐视地对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皇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海参崴走到波罗的海，也没有从黑海走到北极圈，但毕竟到了不少地方。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22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除没有访问东欧国家和到黑海疗养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来源：深圳新闻网
毛泽东首次访苏轶闻
1949年12月16日到次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国事访问，签订了对当时冷战格局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大国领导人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围绕这次访问，美、苏、国、共等各方力量在台前幕后，均展开了激烈较量，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瞬间。
斯大林三拒毛泽东访苏
早在1947年，解放战争激战正酣时，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同斯大林商量，毛泽东就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以“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访苏要求。此后，毛泽东又两次提出要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拒绝。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一个月后，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苏联的近两个月中，他与斯大林先后会谈了六次，为毛泽东访苏做准备。这一次，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访苏要求。
7月27日，斯大林在夏令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当刘少奇在宴会上谈到解放战争时，斯大林突然向刘少奇表达自己的歉意，他说，“我给你们添过麻烦，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
斯大林的道歉还得追溯到4年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斯大林两次来电劝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方案，并在电报中称，中国绝对不能打内战了，再打内战就是民族的毁灭。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就不相信，人们要解放，民族就会毁灭。”
1949年初，当解放军已经取得中国半壁江山的时候，斯大林一方面担心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可能引起美国干预，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指挥百万大军打过长江以后，斯大林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1949年8月，刘少奇带着斯大林的歉意和承诺回到北京。11月12日，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发来电报，正式邀请毛泽东访苏。
江青插手斯大林寿礼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为给斯大林祝寿，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江青闻讯后迫不及待地插手选送礼品一事，她再三建议，带些能表明中国国情的礼品去：首先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白萝卜，其次是绣有斯大林形象的湘绣制品、景德镇陶瓷、浙江龙井茶、杭州刺绣、江西的竹笋等。
毛泽东对江青插手选送礼品极为恼火。一次，他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带的礼品选好了吗？”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毛泽东一听，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杨尚昆连忙解释道：“主席，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很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她可能比较了解。”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怎么非要她插手呢？”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费解。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后来解释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他说，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
这次出访，除了祝寿的礼品，毛泽东的衣着也需着重准备。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礼服，黑色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一级战备保出访安全
保卫毛泽东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临行前，斯大林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
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在这之前，为了毛泽东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彻底清剿沿途匪患，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1949年12月6日，上午8时，毛泽东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随行的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师哲等人。毛泽东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和送行人员话别。
这趟编号为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高级，蒋介石还没有坐过，就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专列备有一节掺望车，挂在列车尾部，镶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挂有墨绿色的窗帘，拉开窗帘，车外的风景一览无余。还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除了几节软卧车厢和高级餐车外，毛泽东乘坐的车厢里，会客室、卧室、浴室一应俱全，可以随时在行车中洗浴，十分舒适。
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开车又快又稳，专列上的服务员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挑选出来的。
肩负着保卫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为保证这次出访安全，公安部队早就沿铁路开始警卫执勤，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专列开动后，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国民党暗杀计划落空
从后来的解密档案，可以看出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国民党曾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暗杀毛泽东。
据档案记载，毛人凤曾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待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国民党间谍为了暗杀毛泽东，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泽东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
据负责勤务的陈全有回忆，毛泽东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间谍。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
斯大林专列迎接毛泽东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斯大林派了自己的专列专程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列车服务员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毛泽东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毛泽东登车，并为他安排好座位。然后，拉夫伦捷夫、乌洛夫等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毛主席。”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在苏联境内，沿途公安军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毛泽东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
一路上，毛泽东为了缓解疲劳，经常走出车厢，到月台上散散步。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病了，手脚冰凉出冷汗。他在延安的时候得过这个病，生病以后，就不下车了，每到一站，人家来迎接的时候，就只好给人家说一声：“抱歉”。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苏方安排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苏方为毛泽东准备了非常漂亮的弹簧床。他转身告诉李家骥：“你想办法把这个垫子给我撤掉，换成木板床。”李家骥觉得在外做客，不好和主人提这样的要求，很是为难。但毛泽东坚持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又回过头来对他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我相信你能给我想个办法。你去找大使馆。”这下提醒了李家骥。李家骥将量好的床的尺寸通知了大使馆，到下午四时多大使馆把木板运来了。
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当晚六点，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一行。毛泽东来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门口，两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斯大林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
毛主席说：“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祝贺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称“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并略显惊讶地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
双方的会谈从战争问题开始，焦点是中苏条约。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屈辱协定。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向毛泽东等人说过，苏联认为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米氏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
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就条约问题提出3种解决方案：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自然是想签订新条约。访苏前夕，毛泽东又多次向苏联方面提起条约问题。
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起条约问题。据俄罗斯档案记载，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这个条约最主要的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些地方当赌注。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路问题，苏方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哪怕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也行。
但中国方面只想签订新条约，在讨论条约时，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给斯大林祝寿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身边。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这才是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
12月22日， 斯大林七十大寿的第二天，毛泽东要求再次与斯大林见面。两天以后，在斯大林的别墅，两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他们谈到了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许多国际问题，但对于中苏之间的新约，斯大林依然只字未提。
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索性闭门不出，躲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他还冲柯瓦廖夫发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西方帮毛泽东打开僵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拒绝参加任何公开活动。莫斯科的空气凝重而紧张。两位政治强人在较劲——斯大林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机会终于来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很快被西方媒体捕获，英国一家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条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西方各国谣言四起——“毛泽东被迫将中国的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斯大林”、“斯大林对毛泽东软硬兼施”、“毛泽东在莫斯科进退维谷”……
苏联人坐不住了。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个消息，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面对捕风捉影的谣言和西方国家频频向中国示好的消息，斯大林的立场开始松动。1月2日，他安排毛泽东发表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以击破谣言。
此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份文件，称美国将调整亚洲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微妙的国际形势，促使斯大林改变态度。权衡利蔽，他终于同意周恩来赴莫斯科，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打道回府，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中苏两国的关系也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来源：《文史参考》
毛泽东如何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
时下有不少人追捧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如何强硬，为国人挣足了面子，也有人质疑那个时代的外交一塌糊涂，让中国损失了不少利益。其实，真正的外交过程并不像人们所称颂或质疑的那般简单。
以建国初期废除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为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政权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但中共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数度交锋，充分体现出了外交的复杂性。
一、1949年初：中共与苏联关于东北问题的首次碰撞
中共与苏联初次涉及收回东北特权的讨论是从1949年初米高扬访华开始的，当时斯大林明确说明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并承诺“如果中共认为应立即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是适宜的，则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
（一）1949年之前苏联在东北有哪些特权？
战后苏联在中国的特权是以1945年《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而后其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确保其在东北、新疆和外蒙的多种特殊权益。
1、《雅尔塔协定》：保证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乌克兰的雅尔塔召开会议，为确保苏联对日作战，三国在中国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秘密地达成了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雅尔塔协定》。议定内容涉及苏联在华权益的条款如下：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乙、大连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编，第1分册，第63页。）
此文件成为苏联在华特殊权益的国际法基础。
2、《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长春铁路中苏共有、苏联货物免关税、旅顺口成苏联海军基地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美国依据《雅尔塔协定》强迫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苏联在东北享有的特殊权益有：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第一条：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州里至绥芬河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第二条：缔约国同意上开铁路之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并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转让。……第六条：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籍人员中遴选。……第一○条：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第一一条：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
《关于旅顺口之协议》：“第一条、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第三条、缔约国同意旅顺口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关于上开海军根据地共同使用之事项，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之。该委员会由华籍代表二人，苏籍代表三人组织之，委员长由苏方派任。……第五条、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在该区域内之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为保障安全与防卫起见向中国行政当局所作之建议，该行政当局予以实行；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第六条、苏联政府在第二条所述之地区内，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
《关于大连之协议》：“一、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二、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议，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三、大连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派充之。……五、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以上货物均应用加封车辆运输。”（《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可以说，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丧失了东北的部分关税权、铁路权益、港口权益、人事任命权等。
（二）1949年2月：毛泽东首次与苏联代表谈收回苏联东北特权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关于旅顺口为苏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以及外蒙古独立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49年随着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胜利，建国问题提上日程，中共的领导人也开始考虑收回主权问题。
1、斯大林承认《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可以随时归还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双方在交谈中，首次涉及旅顺和大连的问题。据米高扬介绍，苏联方面对《友好同盟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是：
“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10页）
当斯大林得知中方提出旅顺口问题后，他1949年2月5日直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接管政权，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撤消这一不平等条约。一旦同日本缔结和约，只要美国军队从日本撤出，苏联也把自己的军队从旅顺港撤出。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是适宜的，则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米高扬访华报告》，《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
但由于中共当时还没有海军，而且尚未完全打败蒋介石，因此需要苏军为其守住旅顺海军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并不赞成苏联马上从辽东撤出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这样我们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
2、苏联坚持《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是平等的
斯大林十分担心毛泽东会否认1945年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有效性，他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发电报”询问柯瓦廖夫：“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
米高扬在会谈时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10页）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并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而，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详细]
二、毛泽东首次访苏初期想收回东北特权被斯大林拒绝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但苏联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使得新政权无法像其对英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强硬和决绝。因此，能否废除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新政权外交的最大考验。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则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以便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一）1949年7月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撤兵”
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7月11日他与斯大林会谈。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再次强调只要中共愿意，苏联可以随时从旅顺撤兵，但仍坚持大连港口是中苏两国共用：“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P405）
（二）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提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被斯大林拒绝
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毛泽东便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他想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正式访问苏联，到达当晚便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苏重新签订条约的问题，而斯大林当即表示“最好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两人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
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上述会谈记录来看，此前毛泽东并没有考虑到斯大林的顾虑，因此在会谈时明显地感到进退两难。尽管他当即表示能够理解，并承认“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但就这样被斯大林堵了回去，他必然扫兴。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据说这让这就让毛泽东颇感不满，尽管25日斯大林仍来电话问候，26、27日他仍不得不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但他肯定心情不好，据说他还发了几次脾气，之后便开始“在别墅里睡大觉”。
（三）1950年1月1日突然出现转机：斯大林同意重新修约
在毛泽东首次提修约被斯大林拒绝后两周后，1950年1月1日，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斯大林改变观点了，同意修约。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但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直接相关。据沈志华教授介绍，由于毛泽东多日没有消息：“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的大使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毛泽东回不去了，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主席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详细]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辑，第206页。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P81-93）
第二天，即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对莫洛托夫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师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始末》,《党的文献》2009年第06期）
三、谈判中毛泽东如何迫使斯大林让步？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两天后，对苏谈判开始。在这场不到一个月的谈判中，中方与苏联几经交锋，终于迫使其基本放弃在华特权。
（一）1950年1月20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确定修约标准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斯大林、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举行了关于修约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多大分歧，但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双方产生了矛盾，苏联并不想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权。双方具体谈话记录如下：
斯大林：“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
斯大林：“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斯大林完全抛开了当初拒绝修约的理由——《雅尔塔协定》，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权，但是其仍然坚持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至少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而不愿完全归还中方。
（二）双方在旅顺、大连问题上的争执
1月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中仍规定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而且没有提到大连港的问题。
1月26日，苏方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6-217页）但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大连港的所有权利。
苏方的做法明显是不愿放弃在东北的各方面特殊利益，这种态度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让周恩来重新起草了一份草案。[详细]
经过与毛泽东商议后，周恩来花了两天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明确提出：第
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等文字。（《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曰。见苏中关系资料。）
可以说，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
周恩来的草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权衡利弊，斯大林最终作出重大让步。1月28日苏方通过师哲转交给中方的协定修改稿，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同时不仅肯定“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而且规定自协定生效后，中苏将具体讨论苏联方面将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问题。（《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8-219页。）
（三）双方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严重分歧
双方谈到中国长春铁路时，苏方虽然很痛快地承诺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但是希望中方能够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予苏联方面以优惠。比如，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对此的反应是：“一、二两条均可照办，唯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一新西伯利亚一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一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一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即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双方权利平等。
为何要增加这一对等条款呢？周恩来明确讲是出于国内民意的考虑：“如果中国不同时拥有通过苏联领土的运输权，文件中的这种内容将不会……在中国得到理解。”（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
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对此不能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最后，米高扬提出，如果中方不做让步，“他建议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也就是说，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时间要延期到1962年。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必要时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对此，苏方算是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的最大冲突总算化解了。
（四）周恩来用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让步
其实，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斯大林几乎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特权。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尽管这中间有斯大林出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其作用，但苏联方面之所以能让步，与中方在谈判中涉及外蒙古问题不无关系。
尽管1945年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外蒙古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提到过蒙古统一的问题，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而后毛向斯大林承诺不再提起此事，同时，刘少奇访苏时已明确表明承认蒙古独立。但在正式谈判中中方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
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虽然名义上周主动提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5-66）但照会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声明必须与中苏双方宣布废除1945年条约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须在外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详细]
这样，中方以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
（五）不论毛、周如何努力，仍没争取到中苏完全平等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且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不论周恩来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比如，签订的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
（六）订立新约，废除旧约
谈判于2月中旬结束，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新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
“第一条：缔约国双万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第二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侯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福建政报》1950年02期）
根据这一文件，双方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废除声明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双方在如下事项中达成理解：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指维辛斯基），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沈志华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签订中苏条约之后，条约和协定的有关条款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1950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宜。8月28日，移交工作全部完成，移交给中国的财产共有320处（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1952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两国在哈尔滨签署了完成移交的议定书。1952年，中苏两国外长互相换文，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主动提出延长苏军撤退期限），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规定苏军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交还该地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杨帆《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结语
1、无论如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完整地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终结了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新政权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一个较大成功。
2、从中苏谈判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并不像一些崇拜者说的真就那么底气十足，当然也并不像时下的怀疑者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来源：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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